从容的炳耀 灵秀的理性

  

  ——顾炳鑫先生绘画艺术探索

 陈燮君

 

        顾炳鑫先生一生勤勉，两袖清风，创作连环画逾百本，在木刻版画、白描绣像、中国人物画、明清版画收藏与研究等领域有重要建树，为现代新连环画开拓者，素有“南顾（炳鑫）北刘（刘继卣）”之誉称。他以非凡的毅力和令人折服的艺术成就使连环画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成为一座颇具文化辐射力的艺术宝库，以令人敬佩的性情陶冶、灵魂铸造、平民胸怀和生命高度成功地塑造了“炳鑫精神”。期间，炳耀于画坛，却又从容不迫；渗透着理性，却又不失灵秀。在顾炳鑫先生身上，已凝集起一种“追求老实”、“讲究诚信”、肩负责任、锲而不舍的艺术态度，一种贯通古今、博采众长、入其境界、傅之桃李的人文精神。在顾炳鑫先生的画中，有一种体现艺术个性的文化符号，有一种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时代精神。顾炳鑫先生离开我们以后，除了勾起我们的无限哀思，定然引发我们在文化经典的意义上开掘其作品的巨大的美学价值和留驻于艺术史的值得弘扬的文化精神。

 

执着求索：艺术历程的四个阶段

      顾炳鑫先生1923年10月28日出生于上海市闸北区梅园路，籍贯为上海市宝山区顾村。他幼时很苦，因经济条件差曾在五个小学念过书，仍未毕业。拾过荒，进过难民收容所，住过芦席顶的竹楼，跟随父亲打过竹匠临工。但他自幼习画，对画情有独钟，他走的是一条顽强自学、不懈努力、跨越画种、画教结合的艺术道路。“执着所求”为一条主线贯其始终，“四个阶段”既相互依序又互相嵌镶，延续着他的艺术历程。

       一是版画和漫画创作阶段，其时自1941年至1949年。期间顾先生参加了中华职业补习夜校办的义务夜校补习班，学习漫画和木刻。他常到街头画速写，并画了许多漫画。1941年夏天，在《艺玖画报》上发表了第一幅木刻《穷缝妇》。漫画多发表与郑振铎、唐弢、柯灵主编的《民主》、《周报》等刊物上。为了提高艺术素养，经常跑旧书店淘旧书，买廉价画册和各类书籍，参观各类画展，把画廊作为课堂，把书籍当作老师。顾先生关注与鲁迅先生当年创导的新兴木刻活动的发展态势，了解鲁迅先生向中国木刻青年介绍的苏联版画和德国凯绥·珂勒惠支和比利时麦绥徕勒的版画作品，逐渐懂得新兴木刻是为大众的艺术，要关爱人生，要发挥艺术的战斗作用。在他刚接触版画不久，便有幸在一家小书铺中买到了《苏联版画集》，这是他的版画启蒙老师麦捍在漫画木刻学习班上多次提到的，这些作品也是鲁迅先生介绍到中国来的苏联版画展的作品，顾先生求知心切。他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苏联版画集》，从中学习怎样处理木刻画面上的构图和黑白对比关系，如何用线条来表现事物的质感、空间感，怎样运用和掌握刀法，如何拓展不同的表现风格，扩大创作视野。画册中版画家稣復洛夫和缪而赫潑脱的《内战史》插图、索洛维赤克和伊凡·潘夫洛夫的苏联革命领导者的人像木刻、克拉甫钦柯的《尼泊尔水闸》及《巴库油田风景》木刻、法沃而斯基的小说《人参》的插图以及斯塔洛诺索夫、岡察纙夫、畢斯卡莱夫、查路辛等版画家为文学作品所作的插图等，使他得益匪浅，完成了在艺术领域腾飞的奠基。

        二是连环画创作阶段，其时自1949年至1985年。1949年冬，顾先生第一次编绘了赵树理的小说《小经理》；1985年9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连环画《玉泉》。顾先生无疑是我国现代新连环画的开拓者，1950年他就已参加了美协主持的连联书店“设计委员会”，1951年担任美协举办的旨在提高专业水平的“连环画研究班”的老师，还担任了美协“创作委员会”连环画专业的辅导员，日后在中国画坛崛起的不少画家都曾得益于顾先生当年的辅导。当然，这一阶段的艺术壹柱当推1954年出版的用钢笔画形式画的传说故事《蓝壁毯》，1955年出版的用铅笔素描画的战争故事《渡江侦察记》，1958年出版的用黑白形式画的儿童故事《小辫子哥和我》等作品。这些连环画在五十年代刮起了“顾旋风”，频频得奖。在一次由文化部领导参加的上海美术界座谈会上，谈到连环画创作时，出现了“南顾北刘”的提法。以后，顾先生的连环画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对于连环画创作步入艺术大雅之堂功不可没。他合作的《红灯记》、《红岩》和合作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脍炙人口，进入寻常百姓家，闪现于饭桌案头。当然，纵观顾先生三十余年连环画的创作历程，还可细分为四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是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的歌颂老区生活、讴歌新时代新人物的起步阶段；第二小阶段是五十年代初、中期对连环画题材、体裁、风格、形式等积极探索，取得令人瞩目成果的收获阶段；第三小阶段是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研究明清版画、吸收传统的民族化阶段；第四小阶段是七十年代以后把古代版画、绣像的线描研究心得用于连环画创作，白描日趋成熟的阶段。

       三是收藏明清版画、注重白描绣像阶段，其时自1959年至1990年。这一阶段的起始时间比较确定，顾先生自叙：“1959年以前，我热衷于吸收外国的特别是苏联的插图，作为连环画创作上的借鉴。”这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连环画民族化小阶段与白描日趋成熟小阶段是互为嵌镶的。至于1990年这下限时间是取决于顾先生自己整理人物绣像创作的三小阶段时间划分说，他认为自己的人物绣像创作第一小阶段自1960年至1964年，代表作有创作于1960年的《英雄谱》、《红旗谱》，创作于1963年的《英雄谱之二》和《红岩》人物绣像等；第二小阶段自1969年至1976年，期间创作了《农民英雄黄巢》、《韩非造像》等，创作了列宁人物绣像、高尔基人物绣像、方志敏人物绣像等（未曾发表）；第三小阶段自1978年1990年，重新创作了《红岩》人物绣像，新创作了《新英雄谱》雷锋、王进喜等人物绣像，1990年创作了《三国人物笺》最后一套人物绣像。顾先生购藏的四百余部木刻插图的雕版书籍，大多出自收藏明清版画、注重白描绣像阶段。1983年3月和1986年5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美术出版社分别出版了顾先生收藏的明清版画作品《云台三十二将图》、《水浒叶子》、《博古叶子》和《凌烟阁工程图》，顾先生在每本版画册前写了长序，一时传为美谈。顾先生在收藏明清版画和注重白描绣像方面已独树一帜，理应作为他的艺术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加以单独研究。

        四是中国画创作阶段，其时自五十年代末至2001年逝世。顾先生的中国画创作，确切地说是中国人物画创作，起始时间当然应从五十年代末他致力于钻研中国人物画和传统线描计起。他对北宋李公麟和明末陈洪绶的作品琢磨至深，加上他把其他画种上的成就熔化於他的中国画中，且善于写生，对人物表情的刻画极为深刻，使他在中国画领域同样成就不凡，逐步形成了以长线描为主的兼工带写的作品风格。一般认为，顾先生的中国画作品着重关注人物造型的变化和对人物性格情态的刻划，画风严谨，描绘细致，线条流畅潇洒，富旋律感，敷彩淡雅高洁，构思布局有诗一般的意境。他曾多次在全国性的展览中获奖，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和参加联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一些省、市博物馆收藏，出版了《荣宝斋画谱·二十四》、《顾炳鑫画集》等，在中国画领域亦是光彩照人。

      顾先生艺术历程的四个阶段是浑然一体的，前后既有依存关系，又有部分重叠关系。就拿版画和漫画来说，并不因第一阶段的结束而终止，其实要穿插到三十年以后的1978年。正是这种交叉和重叠，形成了顾先生艺术历程的复线推进、厚重积淀，是他的艺术才能超常发挥，进行了多领域播种和耕耘，取得了復合型的艺术硕果。

深入浅出：艺术创作的五个特点

      顾炳鑫先生驰聘艺坛六十年，始终坚持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方向。他为了终身不忘幼时住过的芦席棚，把画室命名为“芦顶楼”；几十年如一日的平民胸怀，使他坚守版画和连环画阵地几十个春秋。他曾感慨地说：我对连环画这个普及通俗画种，思想上是重视热爱的，创作中常常想到自己的每个作品、每一幅画将会印成几万、几十万册，甚至百万册以上，而不能不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把连环画创作看得很高，我把自己当做导演，来总的设计一个作品的基调，安排处理故事情节的轻重缓急；我把自己当做演员，来考虑每个人物的外貌衣着、性格特征和在规定情景中的反映、动态；我还把自己当做摄影师和布景、灯光设计师，来设计环境、道具，以辅助襯托情节的开展和人物的塑造以及气氛意境的渲染。即使在画中国人物画时，顾先生也不忘不通百姓的喜闻乐见，《宝玉和黛玉》的春诉衷肠，《採莲图》的笑入荷花、《济颠禅师》的肚挺酒罎、《达摩图》的直面苍天、《李逵醉春》的粗中有细、《钟馗拔剑斩妖图》的嫉恶如仇、《神医华佗》的浪迹天涯、《伏虎罗汉图》的开朗豁达……无一不取材于文学故事、民间传说，不囿书斋，直入百姓，看后任你捧腹弯腰、长吁短叹。

       浅出中注重内含深意，为其艺术创作特点之一。顾先生在创作中既不忘深入浅出，以此赢得千百万读者，又不忘内含深意，一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启发人、教育人、鼓舞人。他在谈到连环画作者进行脚本研究时强调，研究脚本，作者要做到熟悉脚本的故事和明确作品的主题思想。就是明确这个作品要表现什么，它将给予读者的是什么，它是以什么来感染读者、教育读者的。以1954年创作的《渡江侦察记》来说，这个作品是描写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一直侦查部队先遣过江，深入敌人阵地侦查敌情，在江南游击队的配合下，展开了一系列惊心动魄、曲折离奇的侦查活动，最后获得了重要的情报，给大军渡江创造有利条件的故事。在这个作品中，通过侦察英雄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生动地刻画了在敌人阵地上随机应变的侦查员李连长、吴老贵、小马、周长喜以及游击队长刘四姐等鲜明形象。使读者不能不随着故事中每一个情节的发展和侦查员们的惊险遭遇而激动，而引起共鸣。故事浅显易懂，可歌可泣，又内含深意，给予读者一个很大的鼓舞和一次深刻教育。连环画作者在研究脚本时一定要重视在浅出中注重内涵深意，深入理解脚本的主题思想，这样才能在创作中通过生动的形象把主题再现出来。顾先生显然以此激励自己，并在艺术创作中把它凝聚成自己重要的艺术特色。《渡江侦察记》对人物的成功塑造和主题的深刻揭示无疑使其成为连环画创作典范，也成为后来同名电影摄制的范本，在1963年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荣获二等奖，至今人们仍然难以忘怀。

       通俗中不忘质量高雅，为其艺术创作特点之二。顾先生无论是创作连环画，还是创作中国人物画，都既注重通俗，又不失高雅。连环画《暴风骤雨》、《高玉宝》、《黎明的河边》、《韩非寓言故事选·滥竽充数》、《不怕鬼的故事·不上鬼圈套》、《洛阳纸贵》等无疑因通俗而普及率极高，又因不忘质量高雅而使顾先生赢得盛誉。正是因为顾先生与他同时代人的共同努力，使中国的连环画在短短的三、四十年中走到了世界连环画的前列。顾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回顾中国连环画发展史时欣然道来：中国连环画到八十年代，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有成绩的画种。公认是比较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和国内其他画种比较是发展的更快的画种之一；和国外的连环画比较，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风格形式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他们。最近两年到国外跑了几个国家，看到了不少他们的连环画，特别在哥本哈根看到了不少翻译成丹麦文的各国连环画后，感到尽管他们的开本大，质量好，印刷精，但在题材内容、绘画技巧、表现形式等方面，都还没有突破自己在1949年以前曾经看到过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的连环画几十年来没有多少改变，所以国外一些人看了中国现代的连环画后，大加赞赏和肯定，这并不是礼节上的客套，而是我国的连环画确实走在他们的前面了。其原因之一，当然是通俗中不忘质量高雅。如果从创作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顾先生艺术创作中的通俗与高雅并举是题中应有之義。他曾明快地袒露心迹：我们学画的那阵对人文十分崇尚，限于家境和氛围，不可能天天濡墨得书香，只得苦中作文，忙中为文，在这养心过程中，更加崇敬为文的高雅。于是，通俗和高雅，便成为顾先生在描绘艺术轨迹时十分强调的“两极”。

       严谨中弥漫灵秀之气，为其艺术创作特点之三。顾先生为人和画风都很严谨，但在他的作品中又透出灵秀之气。这和他对中国画中仙秒的深入理解和创造性地运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认为，中国人物画这一艺术形式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这是由于我国民族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所形成的。古代的画家在运用线描来描绘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故事和现实生活中，在纸（包括绢）、墨、笔、砚等工具的演进中，逐步创造发展了线描的形式和功能。因此，随着时代的演进，中国画人物线描的技法也不断加强。从而使看似简单的线描，变得瑰异譎，臻丽璀璨，对世界美术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崇尚两晋时的人物画家笔下的线描，认为东晋顾恺之传世的后人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中的人物画线描已由以前的粗拙简单发展到圆润挺秀，这种细似游丝、柔劲连绵的线条，宛如“春蚕吐丝”，在技法上已有很大突破和创造，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唐代人物画的线描技法丰富多彩，跨越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阎立本画的《历代帝王图》中，长垂、厚实、刚劲的线条气势磅礴；以描绘妇女题材著称的画家张萱、周昉，创造了另一种用笔纖细秀丽的线条，在他们的《捣练图》、《簪花仕女图》中，以遒劲纖丽的衣褶线条，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妇女的生活风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画家吴道子在作画时更注重线条在运笔中的快慢、轻重、转折中的力量变化效果，因此，他的线条自由婉转而富于节奏感，表现出来的衣褶仿佛迎风飞舞，极富动感。这种活泼、有生气的线条形成一种“兰叶描”，人称“吴带当风”，又叫“吴家样”。稍晚于吴道子的画家韩滉，在用笔中保留了圆润的长线，同时增加了凝重的力度而多有曲折，所描绘的衣褶形柔实刚，含蓄沉着，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他的作品《五牛图》中，凝重、多弯折的线条真实地勾勒了五头黄牛多皺厚实的质感……顾先生谙熟中国画发展史，他从中国画史中、对于线描的有效实践中总结出线描真谛，积极运用到自己的艺术演进之中，使自己的作品渐以线描见长，并在严谨中日益弥漫灵秀之气。以至于国外画家和艺术评论家们在评论顾先生的版画、连环画、白描绣像以及中国画时，一致认为顾先生大大得益于线描的研究与实践，他在线描的探索和创造性运用方面，无疑已走到了中国当代画家的前列。顾先生的画之所以在严谨中弥漫灵秀之气，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众的线描功夫。

       写实中略带夸张手法，为其艺术创作特点之四。艺术夸张是常用的艺术手法之一，适当的艺术夸张能赢得一定的视觉冲击力。顾先生的艺术创作特点从整体而言是写实的，但他深通艺术创作规律，在写实中不弃夸张手法。《得趣》中的掏耳动作、《孙工说法顽石点头》中的点石神态、《醉钟馗》中的钟馗醉相、《鲁智深醉酒》中的鲁智深醉态、《不求人》的挠痒时的得意劲、《伏石读书图》的孜孜以求相等作品，人见人爱，其中不乏夸张的视觉效果。

       理性中显现幽默情趣，为其艺术创作特点之五。顾先生给人的一般印象比较理性，说话慢条斯理，做事有条不紊，作文绘画渗透理性，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好中求好，精益求精。但是顾先生也有显现幽默情趣的生活和画风的另一面。顾子易先生在回忆父亲时曾深情地写道：父亲在家里既让我们子女敬畏，又让我们常能感到欢乐和喜悦。一般情况下他总忙于他的事务，给我一种十分严肃的感觉，但有时他也会忙里偷闲，与我们一起闲聊。他的谈话直截朴实、简单明了、风趣幽默，有启发、有哲理、有智慧。有时他还会主动参与到我们孩子中间来和我们一起玩耍游戏，这时的父亲完全换了个样，他会像顽童般融入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玩游戏，猜谜语，打乒乓球，踢毽子等。他踢起毽子来简直像杂技表演，我们谁都比不上他。他还会讲故事，与孩子们一起围看“蚕吐丝织茧”。贺有直先生在回忆顾先生时也讲到了他风趣幽默的另一面。他说道，顾先生的作风、画画、处事十分严谨，但平常生活却又活泼风趣。年轻时，踢足球，练健身，粗腿阔肩。他虽是地道的上海本地人，但唱铜锤学裘派几可乱真。记得1954年与程十发、刘锡永、颜梅华先生等演出《失、空、斩》，他饰司马懿一段“有本督，在马上……”听来回肠荡气、韵味十足，赢得满场掌声、内外行的一片喝彩。生活中的理性和幽默、富有情趣自然带到了画种，你看，《济公斗蟋蟀》中的济公与蟋蟀的逗趣、《吹乐图》中的鼓腮屏气之状、《铁拐先生》的笑声、《酒仙图》的憨容难道不足以显现幽默情趣吗？

出神入化：艺术运筹的三个环节

       刀、笔得意传神，专、变导致精神，磨砺画家素质，顾炳鑫先生在艺术运筹中十分注重这三个环节。

       刀应得意，笔要传神，此为艺术运筹环节之一。顾先生在为文人造像时，曾反复研究刀笔得意传神之理。他认为版画以刀代笔，国画以笔代刀，其实异曲同工。刀应得意，笔要传神；刀刻不易，笔传神何尝容易？待到传神写真、见骨飘逸时只是刚得脉搏。世上人千千万万，神采各异，然伟人与文人更是出类拔萃难以表现。与真人对话难，与文人对话更难。凄凄切切，人比黄花瘦，易安的女性感情缠绵似水，然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铮铮之言可比铜琶铁板一类的豪爽激越之词。陈洪绶之骨画人中有口碑，然心境之飘忽溢于言词，大艺术家毕竟别于常人。作《陈洪绶图》苦思不得其笔，白描人物，偶添数枝梅花作襯景，不知是画蛇添足，还是锦上添花。“进德知所扰，退耕力不任”，文心复杂，为文人造像真是毕生之功。顾先生还深入研究了陈洪绶的版画，从中琢磨“刀应得意，笔要传神”之理。他感到，陈洪绶的版画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主要是在他的作品中强调了刀笔得意传神，塑造了一系列有个性有血肉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他在十九岁时的第一个版画作品《九歌图》就是得意传神之佳作，作品中描绘了十一个面貌反差极大的生动的诗歌人物，还成功地勾勒出伟大诗人屈原的深沉幽怨的造型，这个形象的画面虽小，却像一座丰碑那样矗立在读者心中，并且至今被人敬仰怀念。陈洪绶曾画过三个不同版本的《西厢记》插图，其中的《张深文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是他的精心创作的代表作。当时附有插图的《西厢记》已有近二十种，其中不少是名家绘制、名工雕刻的好作品，而陈洪绶的这本插图，能突破前人的窠臼，以全新的构思来设计画面，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有机地组织在画面的情节之中。这些人物出场不多，但个性形象鲜明，得意传神，成为当时所有《西厢记》版画插图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最有影响的作品。顾先生从刀入手，以笔继之，以刀得意，以笔传神，刀笔逢源，力求发挥中国传统线描的美感、金石味和表现力。顾先生不仅在连环画领域硕果累累，而且在版画、中国画领域受人敬仰。他的中国画《一切权利归农会》、《白居易问诗图》、《对弈图》、《李白吟诗图》、《红楼梦人物》等达意传神，不胫而走。

       惟专故精，惟变故神，此为艺术运筹环节之二。顾先生有枚图章，刻有“惟专故精，惟变故神”八个字，看来，他是非常注重艺术创作的专与变、艺术作品的精与神的。顾先生所走的是一条由专达精、自学成才的艺术道路。顾先生的专劲是遐迩闻名的。为了探索研究中国版画和连环画，他想法设法搜集版画古籍，尤其是明清版画。五十年代中期，他为了创作鲁迅小说木刻插图在绍兴逛旧书铺与店主人相识。不久，他在上海福州路巧遇店主人，得知前一时期绍兴收到一批旧书，内有陈洪绶的明刻残本《水浒枼子》，立即发信求索。不料书已被杭州一家单位拿走。但后来绍兴方面又来信告知此书被退回，他欣喜若狂，终于遂了心愿，成为他藏书中最珍贵的一部。顾先生在连环画领域无疑是大家，但他依然注意连环画收藏。他珍藏了《水浒》一部全二集二十册，《岳传》一部三集二十四册，另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连环画。顾先生在收藏中博采众长，技艺日精。顾先生还主张“惟变故神”，在变革创新、与时俱进中赢得艺术新天地。顾先生曾说到：专业连环画作者由于长年累月的创作，加上连环画人物多、篇幅长，容易出现“职业病”即人物形象定型而雷同，一时不容易克服，一个时期解决了又很可能再现。顾先生说自己在创作了一个时期连环画后，也犯了“职业病”，出现了“顾家班底”的人物程式。这套班底的几个老面孔调换着衣着打扮，重复出现在各种不同的题材中。为了“求变得神”，顾先生利用一切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作的间隙多读各方面的书，多研究学问，广泛吸收姐妹艺术中的经验，不断提高修养。经过努力求变，持续创新，人物的个性凸现了。顾先生在创作《红岩》时，不但深入生活，还反复阅读原著，并且找原书的作者谈了创作感受，由于有了前一阶段的努力，再加上在创作中以变求神，画中的人物就活起来了。

       促自身修炼，养笔墨功夫，此为艺术运筹环节之三。顾先生认为国画以柔和的毛笔生发出线条，对于国画家来说没有伏案几十年的静幽之养，笔下是不会生功的。静养笔墨之功又是非常枯草、乏味的，与其说养笔墨之功，不如说是自身的修炼。顾先生原来的文化底子并不厚，就是靠刻苦自学、反复修炼，磨砺到能画、能写、能讲，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美术领域的“全才”。他每次出差到北京，总是不忘去琉璃厂淘旧书。为了进一步提高连环画创作水平，他悉心研究中国古代版画，揣摩明末大师的技法和文学修养。鲁迅和郑振铎对古代版画颇有研究，顾先生就辑录两位先生对版画研究的通信。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理论修养，同时也为了把自己艺术实践和理论思考传授给后学，著述颇丰，在1956至1957的5、6、7三辑《连环画研究》上连载《谈连环画创作的准备工作》，在1962年第6期《河北美术》上发表《连环画四题》，在1986年第4期《连环画论叢》上发表《我对连环画的回顾》，还发表了对于明清版画研究的心得。他尖锐地指出：文艺修养之不足，对于连环画作者来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弱点。不懂得诗，就往往不能在画中自觉地表现出诗的意境；不懂得音乐，就往往不能自觉地在画中运用节奏和旋律。小说读的少，缺乏文学知识，因而也就不容易在连环画中正确、充分地体现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有些连环画作者往往只是在轮廓、比例、解剖、透视、线条、视点、角度、位置等等技术因素上面下功夫，因而作品就显得不含蓄，不够耐人寻味，不能发人深省等等。创作连环画是复杂而艰苦的劳动，一个作品会涉及到很多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进行一套连环画创作要考虑到主题人物、故事情节、艺术心理、表现手法等等一系列问题，连环画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叫好的文艺修养。连环画是一种再创作，同样一个文学脚本，可以因为人的修养不同而有几百种画法，这就说明作者的素养很重要，必须促进自身修炼。

辩证治画：艺术出新的六要素

       顾炳鑫先生视艺术出新为艺术之生命，他在寓所中几次与我谈到艺术出新的问题，概括起来，为辩证治画，处理好留个关系。线条与整体造型统一，此为一。顾先生在重视线条的同时，无疑关注整体造型。他认为，作品中的线条不是孤立运行的，线条是作品的线条，是总体结构、整体造型中的线条。没有整体造型，线条再美也没有生命；没有美的线条，整体造型再科学、严谨也缺乏了审美情趣。线条与整体造型的关系，是海浪与大海的关系，没有了大海，再有视觉冲击力的海浪即刻成为“无源之水”、一汪死水。他认为对每一幅画都应从规定的故事情景和构思构图的要求出发，先搞好整个画面对线条的总体设计和安排，人物、环境、道具等要组织的层次分明、和谐统一。一个人物、一簇草叢、一块石头、一片云彩中的每根线条，都要连成整体，互为呼应。顾先生在为古典文学名著人物造像中很好地体现了线条与整体造型的统一。对于顾先生人物画的赏析文章写得好：《张翼德立马当阳》，再现了《三国演义》中叱咤风云、横枪立马的张飞喝退百万曹兵的英姿。鲁智深借酒三分醉，方显倒拔垂柳的英雄本色。李逵难为一介武夫，却童心未泯，一幅《醉春图》把他的坦荡率直、天真朴实及追求真善美的神态表现得淋漓精致。张生与崔莺莺十里长亭送别，道不尽无限惆怅，“从今经懺无心礼，专听春雷第一声”，似祝福，似期待，似诀别，催人泪下。顾先生对于中国人物画的形神兼备的描绘，正是体现了线条与整体造型的统一。

       认识与方法一致，此为二。在顾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稿中，有一页手写的《关于中国画的认识与方法》的提纲，弥足珍贵。显然，顾先生还没有成文，或者仅是一次讲课的提纲。提纲中对于认识与方法的一致问题以及认识的要素、方法的运用阐释得入木三分，这无疑是顾先生半个多世纪艺术创作的经验积累与理论概括。认识是纲，方法是目，刚举才能目张。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是过河的运筹，方法是过河的桥或船，只有认识而没有方法，依然会一筹莫展。顾先生在谈认识问题时，强调对别人要找艺术上的长处和优点，哪怕是在不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中找，这能使自己不断学习，汲取众长。而对自己要始终找艺术上的不足和缺点。艺术家最忌自我感觉良好、自我陶醉，这是最为阻碍继续前进的，也最使人讨厌。当然，在这方面认识和方法也是统一的。怎样才能不断看到自己作品中的不足和缺点呢？其方法一是挂起来看，二是反过来看，三是请人看，四是过一段时间在看。在方法方面，顾先生分述了笔、墨、色，认为在用笔墨时，一笔蘸墨要用到完，成粗细、浓淡、湿干，呈音乐感，旋律感，相反就不悦耳、不醒目。一根线起笔、运笔、收笔都要有旋律。一组中有旋律，各组有机合成总体的和谐的旋律，合成一首曲子，一个完整的画面。音乐有主旋律，一幅画的线也要有主要的用笔，这当然要出于内容和个性。顾先生对于中国画的认识与方法的阐述有其独到的见解，是留给我们后人的重要文化财富。

       宁静与激情相融，此为三。顾先生专门论述过中国画中宁静与激情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搞艺术的人既要宁静，又不能缺少激情。宁静之中体现传统。东方艺术滥觞早，渊源博大，俗话说上下五千年，其间粉本之纷呈多姿，汗牛充栋，只有静下心来伏案儒墨，以亲身的体验与先哲对话才能体验真谛。先哲也不欺人，所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宁静的心态下与先哲对话，渐渐有了悟道，就是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古人的语言，于是有了想法，想法中就有激情，激情中就有创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用这句话来说明功力与出新、宁静与激情是最恰当的。东方艺术理论与道家密切相关，有人认为道就是讲宁静、讲无为，追求静照美，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先哲的哲理是古人对神秘的宇宙充满昂扬精神的探索，中国画论中有谢赫总结的“六法”，所谓“骨法用笔”讲的就是精神，“随类赋彩”则是先哲汪洋肆意的想像。我们说汉唐时期的画风为汉唐雄风，不能少了宁静，更不能少了激情。顾先生在绘画实践中深谙此理，大胆探索。《弹奏图》貌似宁静，暗涌激情。《渡》实是宁静与激情的交响。《晏殊词意图》中的“一曲新词酒一杯”，虽不失“宁静致远”之意，可是毕竟已到激情澎湃之时。《寿者相》十分成功地营造了宁静的沉思气氛，他从构图到运笔、用墨大胆老辣，图中“思想者”的激情与画家的激情早已浑然一体了。

        传统与创新相兼，此为四。顾先生是十分崇尚先哲、注重传统的，尤其感叹于汉唐画风。他认为汉唐画人游于崇山，信于茂原，笔落便是汉唐之璀璨。顾恺之铁线描《女史箴图》，气魄之大，今人依然赞叹；梁楷减笔绘李白，写尽浪漫之态。然而，在倡导传统、继承传统的同时不能忘了创新。其实，在艺术史上真正为后人称颂的“传统”亮点在当时又何尝不是创新？“认识传统”也不仅是今人碰到的新课题，古人也曾碰到过，古人也都处理过传统与创新相兼的问题。继承传统是中国画发展之链顺利绵延的重要基础，“发展传统”、开拓创新同时是中国画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没有创新，就没有传承；没有创新，如何“传而统之”？顾先生的中国画创作首先是传统的，从内容看就“传统”的很，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古代作家诗人、戏曲小说人物和唐宋诗意与词义；从意境和技法看，借鉴了古代版画、人物画的意境与技法。但顾先生不忘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有所创新，把新的时代气息和新的绘画理念融入画中，有时把白描法与泼墨法融为一炉，有时又把泼墨化为泼彩或两者相兼，又大胆尝试水浸法，使水、墨、彩、笔关系出现了新的动态组合，令画面出现了新气象。顾先生一直在求画风之变，尽管这种变化是那么悄然，那么从容不迫。

       刚柔相济，此为五。顾先生的画柔中有刚，外柔内刚，柔刚互补，刚柔相济。2001年1月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了《顾炳鑫人物线描画稿》，作为美术教学示范作品，内含的人物线描画稿尽显刚柔相济之艺理。《步步生莲花》中的善舞贵妃极其传神，手持莲花，步生莲花，长绸凌空，翩翩起舞，刚柔相济，虚实相生，使画面富有动感，空间感极强。《嫦娥奔月图》用长线造型，用笔虚虚实实，用水用墨枯湿变化，刚柔相济，有些线条意到笔不到，刻画脸部的线条柔中带刚，使眉宇、眼神、嘴角、鼻息的描绘出神入化，极富表现力。整幅画有一种向上的动势，直逼“奔月”主题。《牡丹仙子》以刚柔相济之笔把牡丹画得栩栩如生，更显仙子之美。《刘备》之持重、《诸葛亮》之智慧、《关羽》之豁达、《张飞》之勇猛，都通过刚柔相济之笔墨做到笔达其意、墨生其韵。

      韵骨合一，此为六。顾先生在绘画中注重韵骨，以骨带韵，以韵入骨，以韵骨写虚实，以韵骨见优势。顾先生以画连环画为例，认为在创作中要做到韵骨合一，涉及构图、用线、刻划等诸多方面，也涉及要“抓住两根线”，一根是外貌特征始终统一的线，一根是思想感情内在联系的线，要把这两根线糅合在一起，做到两线復合、骨韵相济、软硬互补、情理统一。在顾先生的版画作品中也十分注重韵骨合一问题，如他在为鲁迅先生小说《阿Q正传》和《药》所作的插图中，黑白灰调子清晰，人物形象在写实中溶入夸张手法，画面构图在平稳中略求变化，重骨重韵，骨固韵重，赢得了盛誉。

       从容的炳耀，灵秀的理性，顾炳鑫先生以成功的艺术实践和深刻的艺术理论驰聘于画坛。他的画品是高雅的，他的画理是科学的。在顾先生的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历程中，追求的目标从不放弃，已有的积累从不浪费，一生的探索环环相扣，一生的辛劳终结硕果。今天，我们对于顾先生绘画艺术的探索，显然已具有艺术赏析和理论研究的双重意义。

 

 

 

2002年7月25日

完稿于上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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