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小 传
我 的 小 传
我 的 小 传
顾炳鑫
我是顾炳鑫，曾用笔名艺莘（辛）、甘草、朽木、雨中鸢。斋名芦顶楼。籍贯上海宝山顾村。1923年10月28日出生在上海闸北区梅园路。
我没有拜过名师，也没有进过专门学校，美术是自学的。现在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上海市文联委员。
30年代初顾炳鑫与父亲母亲的合影
我出生的环境条件很差，祖辈父辈都是务农或工匠。缺乏文化艺术熏陶的空气和土壤。因经济状况我断断续续在五所小学念过书，仍未读到毕业。“8·13”抗战爆发，我从闸北逃难到租界，住过两次难民收容所，拾荒捡垃圾。后来居住在用芦席盖顶的竹楼里，当过两次学徒，又跟随父亲打竹匠临工。可是，我偏从小爱上了美术，作为业余爱好来填补青少年时期的学艺空白。
1940年我在义务夜校补习，有机会参加了一个漫画木刻班。尽管只去了几次，但知道了美术分多个画种，学习要画素描和速写。画素描没有条件，就常到街头去画速写，把所得的素材和马路见闻融入习作，作为锻炼，并开始投稿。当时我画了很多漫画，一幅也未被采用，但是寄出的第一幅木刻《穷缝妇》意外地在《艺玖画报》上发表了。那是1941年夏天。
1943年结婚后，我在地产公司当过小职员，到电车公司当过售票员，还与别人合伙摆摊修理自行车，但空时仍不忘画画。抗战胜利后，我的漫画才在郑振铎、唐弢、柯灵任主编的《民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用笔名甘草。但是，我自感文化和艺术素质太低，有一段时期跑旧书店淘书，买廉价画册和各类书籍阅读，还参观各种画展，把画廊作为课堂。
《小经理》1950年7月初版 民众书店出版
美术成为我的专业是在上海解放后。1949年冬，我第一次编绘了赵树理的小说《小经理》短篇连环画，并被江丰、郑野夫等任主编的大众美术出版社采用，从此开始了三十余年的连环画工作。
上海原是连环画的发源地，但解放后画新连环画的作者不多，当时我因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被注意，1950年被吸收参加了美协主持的连联书店“设计委员会”。1951年担任美协举办的旨在提高专业水平的“连环画研究班”的老师，还担任了美协“创作委员会”连环画专业的辅导员。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合影
1952年我进了刚成立的华东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前身）的美术创作室。除了连环画，也搞宣传画、年华和版画创作。后来按画种分组，就主要画连环画，还和程十发一起担任连环画组组长。我考虑到要发展连环画就要打破旧连环画单一的创作模式，尝试对不同题材、体裁的作品采用不同的形式风格来表现。
1953年我用钢笔画形式画了苏联民间传说故事《蓝壁毯》，1954年用铅笔素描画了战争题材《渡江侦查记》，1956年用黑白形式画了农村故事《小辫子哥和我》等作品。这些连环画在五十年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作品还得了奖。后来的一些评论文章中，把我提为新连环画的开拓者之一。在一次周扬部长由华君武陪同来上海召开的美术界座谈会上，在谈到连环画创作时，提出了“南顾北刘”的说法。
小辫子哥和我
1956年新美术出版社合并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队伍扩大后建立了连环画创作室，赵宏本和我担任了室主任。之后我以组织创作为主，创作成为了业余了。
1958年我写了小册子《怎样画连环画》。六十年代，我画了《英雄小八路》；和几个同志合作了长篇连环画《红岩》和《红灯记》等，这些作品也获得过好评。
英雄小八路
在这段时期里，我还投稿过一些版画木刻作品。1956年刻了鲁迅小说《药》的一套插图。1957年刻的《大地上》，在全国青年美展中获三等奖。1958年科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一套插图，入选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
我画中国画，先要从我搜集研究中国古代版画说起。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向青年美术家推荐中国古代版画，后来，郑正铎、傅惜草先生等作了大量搜集、研究、整理、影印的传播工作。五十年代中期，我接触了中国古代版画，发现我国古代版画中蕴藏着丰富的古代插图和古代连环画艺术珍品，是古代的复制木刻艺术，其中保存了大量民间画家和文人画家的优秀白描作品；是一宗极可重视的宝贵遗产。可惜过去重视、发掘不够。我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就开始搜集和研究，一方面借鉴于自己的创作，一方面向社会推荐。
《红旗谱》人物绣像 朱老鞏
在为搜集中国古代版画而阅览各类古籍中，我增长了不少历史知识。在研究古代版画各个时期、不同地区、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品后，我对传统白描有了新的认识和兴趣。从追摹陈老莲、任渭长的白描，进而揣摩李公麟、武宗元的人物画。在这个影响下，我画了几套白描人物画，有小说《红旗谱》、《新英雄谱》人物绣像等。又开始了卷轴中国人物画的创作，1959年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画了《一切权利归农会》、《汀泗桥》，创作了《三女闹革新》（1959年）、《李逵醉春》（1962年）、《英雄小八路》（1963年）等作品。
文革十年浩劫中，关“牛棚”，去“干校”，收藏的几千册古代版画资料失散大部。在文革后期的几年，我利用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条件，大量收集素材，用彩墨画头像，一面锻炼笔墨技巧，一面积累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追回失去的时间，为进一步开拓人物画创作条件。由于我长期受古代版画线描的影响，所以逐步形成了我的人物画是以线造型为主，并以长线条造型为主要的画风特点。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我又画了白描人物画，有《农民英雄黄巢》（1977年）、《韩非造像》（1978年）、《红楼梦人物绣像》和《三国人物笺》等。在卷轴人物画方面，画了历史人物《杜甫造像》、《李白行吟图》、《辛弃疾造像》、《曹雪芹造像》等；画了典故题材的《白居易问诗图》、《金龟换酒》和《对酒图》等。其中有些作品为人民大会堂、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陈列、收藏。
七十年代初“文革”后期合影
1984年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建立，我调任国画系主任，开始从事美术教学工作。1985年我赴美国纽约市立亨特学院讲学，1986年随学院画展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学术交流。在国画教学中，我从自身经历出发，为了能让学生打好扎实的基础，将来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创作课程中把连环画列为必修课之一，并在试行中取得了一定效果。
八十年代初在个人画展上与学生们合影
我的中国人物画先后在北京、上海、徐州举办的个展上展出，在新加坡举办过三次画展，还在日本，美国、丹麦、香港等地进行展览和参加联展。
我的画风是偏向严谨写实的兼工带写，有人评之谓“功夫画”。随着年龄的增长，目力的限制，需要在今后的创作中逐步向粗放写意方面转变，这是我正在考虑和尝试的。历史的经验证明，艺术创作风格中的转变是困难和痛苦的。现在是到了积习难改又不能不该的时候了。我一贯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一生追求无止境的，特别是像我这种自学出来的画家，尤其要一直学下去，要一辈子当学生。
所以在今后有生之年的岁月里，我仍要继续追求下去，学习下去，并希望能还有所作为。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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